柳林地下交通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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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林镇在耀县的西北方向,是一个仅有三百余户人口的小镇,向北约五十公里就是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(简称陕工委)和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镇。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,处于接壤国统区的囊性地带的最南端,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国统区的重要通道,也是日用品和土产山货交易的集散地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,是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。国民党当局以碉堡封锁,重兵把守的同时,还设有各种便衣特务组织,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情报工作,陕甘宁边区在柳林镇也设立了相应据点,以不同的面目和方式开展工作。柳林联合客栈就是其中一个据点,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完成了掩护接送干部南下北上,收集传送情报,购买、运送紧缺物资和军需用品等。
中文名
柳林地下交通站
柳林是耀县城以北20多公里处沮河西岸一个小镇,仅有300余户人家。此地因柳树茂密得名,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南部的商业重镇,西边10公里处便是照金。处在照金苏区的东部边界线上。
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,中央社会部、陕甘宁边区保安处、关中分区保安处和陕西省委在柳林镇建立了各种秘密据点,以不同的身份和形式秘密开展工作,为抗日战争和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柳林镇南通国统区西安,向北约50公里就是中共关中分区党委和陕西省委所在地新正县马栏镇,继续向北,通往延安,是横贯陕甘宁边区的一条交通要冲,也是日用品和土产山货的集散地,许多重要物质、器材、设备、人员、情报,从这里秘密通过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,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,国共双方在柳林对垒扎营。柳林镇最边沿距耀县县城仅10余公里,国民党在这里搞碉堡群,筑成长线形的母碉、子碉群,贯以地沟,围以鹿砦等障碍物,在交通要道、险要关卡,设有盘查哨所。碉堡居高临下,火力相互支援,胡宗南先后调其嫡系部队八十师、一二三师、一五六师及杂牌军骑二师防守。
国民党当局以碉堡封锁,重兵把守的同时,在柳林还设有各种便衣特务组织约40多个,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情报工作。这些特务组织发展利用的对象,大都是些无恶不作的兵痞、流氓、土匪、地主、恶霸之流。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军事、经济封锁,陕甘宁边区在柳林镇也设立了相应据点,以不同的身份和形式开展工作。其中有中央社会部对外情报联络站、延安保安处外勤组、关中保安处外勤组、淳耀县检查站,军队系统的有联防司令部驻柳林情报站、关中司令部侦查据点。另外还有中央农委驻柳林交通联络站、中共陕西工委驻柳林交通联络据点和情报联络站等。他们担负着国统区的情报搜集、联络、策反及对国统区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和出进边区人员的接待工作,并对保安团进行统战工作,利用保安团集体武装经商,向边区采购运送弹药、棉花、药品、通讯器材、钢铁、铜锡等急需物资。这些联络据点对外以不同的身份出现,有的以经商为名,有的开设客栈,有的冠以军事机构名称,有的以税务检查为名,还有中央到地方党、政、军、民、学、合作社、贸易公司设在柳林的生产基地,总之,身份形形色色,任务各有不同。由于柳林地域特殊,机构繁杂,经济繁荣,被人称誉“小上海”。
    在这种情况下,“柳林联合客栈”便应时而生,它是关中地委(此前为关中分委)在此建立的密秘据点,其前身是民生客栈(1940年开设的),归关中保安处领导,1942年改为联合客栈,后归陕工委领导,张仲平担任客栈经理。1945年夏,张仲平调任耀县工委主持工作,并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县工委,客栈继由邢子舟、刘永端负责。[1] 
    柳林联合客栈以它特殊地理位置和工作条件,在这个红白交界的咽喉地带,以经商的合法身份作掩护,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,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。它的主要任务是接送干部南下北上,还肩负着搜集传递情报,做国统区统战工作,利用统战关系和保安团集体武装经商,帮助根据地购买运送弹药、棉花、药品、食盐等紧缺物资和军需用品。客栈负责人多达5人,对外都以经商和接待过往客人为名,实际上任务各有不同。张仲平担任经理,副经理李甦生主管中央社会部驻柳林情报工作,副经理徐晓东负责陕西西府地区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,副经理陈效真负责商洛地区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,江平负责陕工委情报工作。他们虽然同住一个客栈,但共同遵守着党的工作纪律,各自不知对方的具体工作,直到全国解放后,他们才知道当时各人担任的工作任务。
    1949年陕西全省解放,柳林联合客栈也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,退出了历史舞台,然而,它对革命事业做出的特殊的、突出的、重要贡献永载史册。
    参考资料
    • 1.    中共铜川市委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.照金革命史.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13年7月:171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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